这是一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成千上万民立人所传唱的校歌：“立言立行立己立人，维我民立新精神。外患日亟国难方殷，读书救国在我身。师生相敬，同学相亲，桃李春风化育成。服务社会，造福家庭，为我女界放光明”。歌词源于时任民立女中校长童行白之手。说来，还有一段不寻常的往事。那时，正值1934年民立女中校董事会改组后，由国民党市党部要员童行白出任校长，他上任后一连点了三把火：其一，重组校政，调整和加强学校行政管理系统；其二，制定新规律，整治校风校纪；其三，确定了校徽、校歌，以示民立女中之新形象、新精神。校歌词义精深，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思想。同年，学校新建了校舍，成为“沪南地区最高伟之建筑”。此时，学校面貌一新，声誉斐然，各方学子纷至沓来，全校15学级，学生近800，教职员工多达68人，且专设了“首席教员”的职衔。至30年代末，学级数已增至24个，学生已有1600余人，办学规范已具。

民国时期的30年代，教育部制定了“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为宗旨”的教育方针，民立女中敢于站在教育之前列。据“民立女中1939年毕业刊”记载，《民立女中教学大纲》提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使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的教育宗旨。当时学校的教学大纲订得很细，从教学要旨、教学方法、教学研究、教学科目到教材选择、成绩考查、课外作业指导等都有相关的要求。可见，30年代时学校之办学已日趋成熟、著称于时，并将当年苏氏姐妹所提出的“笃行勤学”作为校训来遵循。

童行白在民立任职期间，将女子教育纳入国民新教育轨道，提出了“学行并重、因材施教、为学在做人、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在“1935年民立女中二十四年届毕业生纪念会”上，记有童行白先生一段话语：“是故治学须治有助于十百千人之学，择业须择有利于十百千人之业，予当衡量女子之身心最宜于教育事业，亦以其事助人多而利国溥也。”此言将学习与就业二途合为一体。

民国时年，学校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除学习必修的文化科目外，对初、高中学生都开设了党义课，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内容，又先后改为公民科和公民训练，进一步拓宽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初中学级增开了劳作科，学习家事和其它职业技能，高中学级设有选修课，包括经济、法律、心理学、论理学、生理学、军事救护、簿记等内容。由此看出，学校教育已与社会、家庭、生活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学教做合一的办学之路。

30年代初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由学生自己来教育自己和管理自己。据有关史料显示，自治会的建立使学生不仅笃行勤学，而且关心国计民生，热心社会活动，强化自治生活。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发生后，由自治会组织成立学生救国会，发起演讲，宣传抗日，组织募捐，声援华北学生爱国运动以及参加大学组织的反战示威游行等活动，在校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36年时民立女中已经有了地下党活动，30年代末有了学生地下党组织，在三、四十年代她们始终走在抗日、解放斗争的行列中，实为女辈之英才。正如《上海通志》上所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局训令各中小学进行所谓‘戡乱教育’，加强对学生的管训，但是广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敬业、大同、清心、民立女中、中国女中、中华职校尤为活跃。”由国民政府管辖的学校奉旨而行，他们对参加地下党在内的进步学生力加排斥，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资料”中就存有一份民立女中17个学生的“黑名单”，她们被校方除退了。

学校并非世外桃源，民国时期的民立女中处在社会动荡之际，历经风雨，步履艰辛，当时校政治校具有双重特性，其办学是褒是贬自有公论。从30年代由学生自治会所创办的颇具特色的刊物和组织质量上乘的校庆活动，可彰显出女校师生教学之所长和学校的文化底蕴。民立女中所培养的学生思想活跃、学识广泛、热爱生活、服务社会，可谓春催桃李满天下。她们中间有的进入大学深造，有的直接参加就业，更有进入国家女排成为运动健将的，也有“沪上声音最佳”、从事播音工作的报告小姐，至于演员、医生、教师、工程师、运动员等更不在话下。

30年代时一些上流人物借新校舍落成之际，为学校挥笔题词，至今还保存在上海档案馆内。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题词是“可宏女教”；时任上海市长兼校董事会名誉会长吴铁城写下了“化洽菁莪”四个大字；时任校董事会秘书长朱学范留下了“教育均等”以勉之。一些政要和大学校长也前来赐教，可见当时的民立女中受各方人士所关注和称誉，其办学影响可谓深矣。